朱明

中国国务院25日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据说全国有10万人参加，大陆政府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重要讲话。会议的主要内容总结：第一，加大专项债发行，扩大债务规模；第二，发放居民消费鼓励金；第三，企业增值税税率下调1至3个百分点；第四，启动水利水电规划，加快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推进；第五，个税、企业所得税，暂停半年纳税；第六，财政赤字货币化（或者类似表述）；第七，就业率作为考核指标，加大考核力度。可以看出在经济严重下行风险下，保就业已经成为当前重点工作。

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超过1000万人，达到1076万人，4月份中国16岁至24岁、25岁至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8.2%和5.3%。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梳理的数据，4月欧洲青年失业率为13.9%，美国为8.6%，这是前所未有的严重情况。

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反映过去一个普遍的统计学规律：即通胀与就业率通常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当通胀较高时，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刺激企业扩大生产，从而拉动就业并增加居民收入。

今年4月，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长2.1%，在历史上并不属于较高水平，但实现低通胀的同时，付出了低就业增长的代价。美国正好是另外一面的镜像：在大型零售商沃尔玛和塔吉特业绩暴雷后，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复苏的乐观荡然无存，通胀上升侵蚀企业利润已成事实，美股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从本轮高点回调近20%至30%，进入技术性熊市。这是疫情以来美国担忧就业率而没有采取更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的结果。

中美经济都叠加了疫情、战争和供应链混乱的原因，但是中国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市场主体面对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的急剧增大。政府有形的手远远强于市场无形的手，造成不同主体预期和信心的失落，不是疫情而是不可预测的行政干预，导致市场主体的逐渐退出；同时外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疫情扩大、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俄乌战争形成的粮食能源等外溢风险、美国加息资本外流风险等等，形成不可控的悲观预期和经济衰退。

在当下的政策技术性调整之外，中国应该考虑更根本性的深化改革：宏观叙事很重要，那就是中国要建设怎么样的一个国家。一个仅仅有着伟大工程和抗争精神的国家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仅仅注重促进市场主体活力的政策也是不够的。严复在清末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曾定名为《群己权界论》，中国人须要真正厘定政府和个人及微观主体的边界，以“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真正激发14亿人民的创新精神，切实保障国民的财富和自由，并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实行普惠性福利回报国民，这才是中国和平崛起战胜一切强敌和困难的根基。

作者是成都世通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