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黄舜煬

每四个香港人就有一人生活在贫穷线下。特区政府最新发表《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显示，去年政策介入前的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分别创2009年及2010以来的新高。贫穷人口上升的同时，富人也在增加。根据花旗银行年初发表的《香港千万富贵调查报告2020》，香港“千万富翁”比2019年增加逾2％，多达51.5万人。

但对营营役役的打工仔而言，“贫富悬殊”可谓再正常不过的社会现实，莫说要寄望特区政府仿效内地“共同富裕”方针扩大中产群体，连最为基本的制定基本生活工资、最高标准工时和全民退休保障都已经不敢想像。可是，当内地已然吹响“共富”的集结号，香港也实在没有理由继续回避对于资本主义的“改革”。

“‘共富’不是均富，也不是同时富，而是可以你先富，带我后富、大富带我小富。但并不能够变成——你的富建基于我的贫，你的持续富建基于我的持续贫。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事也不应发生。”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洪为民向《香港01》解释何谓“共同富裕”。

今年8月，大陆政府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正式将“共富”列为大陆政府第二个百年的工作重心。坊间对此有不同的解读和疑问，甚至有人认为内地要回到“共产”的道路上。但其实“共富”是一个解决“发展不均、分配不公”的政府管治目标，用以建构一套社会公平的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并且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令普罗大众通过努力劳动分享经济发展红利，最终改善经济结构——提低（扶贫）、扩中（扩阔中产人口）、限高（限制高收入人群收入）。

不过，很多香港人碍于历史印象和片面认知，对于“共富”的第一反应都会质疑是要回到“共产”的道路上，抑或认为相关理念与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八竿子打不上关系”。但拋开政治意识形态不说，对深受贫穷悬殊、社会分化所困的香港而言，“共富”或许是众多社会问题的解方。惟观乎历届香港政府，比起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似乎更倾向于为资本服务；营营役役的普罗大众更加没有多余心力思考如何改善生活质素，而更热衷透过炒楼或炒股致富。可以说，要在香港推行“共富”，既缺乏上层建设，亦缺乏社会共识。

共同富裕不姓“资”亦不姓“社”

然而，如果政府只为“资本”服务，任由“资本主义”的“原生病”——贫富悬殊继续恶化，当中所积压的深层次矛盾始终会把社会推向分裂的“悬崖”。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接受访问时指出，以欧美国家等资本主义政府为例，某程度上是为资本服务，让资本通过自由市场，竞逐经济效率，但在过程中，部分人占据了发展的先决条件，牺牲了他人的发展机会，形成发展不均匀不平衡，久而久之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中产滑落等社会矛盾。

香港同样奉行资本主义制度，需要遵循市场发展的游戏，但这并不代表特区政府应该纵容社会矛盾持续存在。“我们要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政府？”正如洪为民所说，“政府的最终合法性（ultimate legitimacy）在于其管治的市民拥有一个安全、幸福的生活。无论你是什么主义，即使是古时的王权主义，他都会说爱民如子、代天牧民。”

那么，何谓安全、幸福的生活？洪为民进一步解释，就是市民不会受限于收入和资产多寡，而得不到恰当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生活保障 ，“虽然幸福的定义每人不同，但我想不会有人说露宿在外就是幸福，不会有人说无钱看病就是幸福，这是每个人对生活的基本要求。”

吴秋北也指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应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即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条件争取美好生活。而“共富”正是通过建构一套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权利，创造更公平的发展环境，令更多人能够过上美好生活。这无疑是香港社会所缺乏理想的社会环境。

住屋开支高昂如何过好生活？

无可否认，奉行多年的“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济发展思维，的确将香港打造成一个本地生产总值达到3,447亿美元（2020年）的富裕城市，但与此同时，有逾1,500人露宿街头，也有逾20万人居住劏房、笼屋，还有过百万人身陷在职贫穷和跨代贫穷之中。相较之下，上述的基本生活权利或许是一种奢望和幻想。

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社会科学、人文及设计学部讲师李峻嶸对此感到无奈：“以我们城市所拥有的财富而言，为什么平均工时可以是世界最长？为什么劏房、笼屋仍然存在？其实都很不可思议。”

众多民生问题当中，“住屋”最为突显。“香港好得意，有楼就有钱，无楼就永远无楼无钱。”民建联副主席张国钧认为，香港贫富悬殊的具体表征在于住房问题，而受高地价、高楼价、高租金最直接影响的，莫过于数十万名劏房租客和公屋轮候居民。

他们收入微薄，又需要承担高昂的劏房租金成本，并与子女蜗居在几十平方呎的劏房内。儘管总算是“有瓦遮头”，但在如此狭小侷促的空间中生活，不但会对日常生活造成诸多不变，而且直接影响心身健康，尤其不利儿童成长。而由于高昂租金已经佔据绝大部分家庭收入，他们无法投入更多资源支援子女学业、与较高阶层竞争，这又会形成“跨代贫穷”，遑论过上美好生活。

这些问题与政府过去在土地政策和房屋政策上的失误不无关系。比如，历届政府的房屋政策一直以“置业思维”主导，无意通过大量的拍卖土地、兴建公屋，平抑地价和楼价。纵然政府在2014年设立48万个单位的十年房屋供应目标，但过去六年，没有一年能够达到最初订立的供应目标量。

吴秋北认为，高地价、高楼价问题又加剧了发展商对土地垄断和跨行业的垄断问题，窒碍了香港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令市民的“上流”空间愈渐收窄。洪为民亦坦言，“如果我们的社会永远只有金融或法律人士，才有机会‘发达’，那你（社会经济）永远都有问题。”

政府扶贫思维短视而被动

为什么“贫富悬殊”向来悬而未解？其中一大关键是，港府扶贫思维短视而被动。

“（政府）根本上未做过什么扶贫工作，只是画一条贫穷线，让它一路浮动。”吴秋北批评，官方缺乏主动指导扶贫的思维。

2012年梁振英当选特首，重设扶贫委员会，制定、审视扶贫政策。但委员会成立逾9年，沿用“相对贫穷”概念划设的贫穷线——以住户入息中位数的一半作为贫穷主线，屡受质疑未能反映问题实况，而每年一份的《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永远都在滞后。

例如早前（11月10日）发表的最新一份《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显示香港去年录得165.3万名贫穷人口，贫穷率高达23.6%。但特区政府仍然沉醉于“数字游戏”，特别强调当政策介入后整体贫穷人口及贫穷比率已经大幅下降至55.35万人及7.9%。

可是，所谓“扶贫”成效主要归功于政府的非恆常津贴项目，比如1万港元现金发放计划令26.67万人脱贫，公屋租金津贴令26.59万人脱贫，其他一次性措施令12.09万人脱贫。然而，这些措施并非持续和长远，只能用于缓解市民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下的燃眉之急。

这种短视的扶贫政策背后，除去不敢面对“绝对贫穷”的毫无担当，还有资本主义的制度异化，导致管治精英形成一种“贫穷问题”必然存在而且无法解决的刻板印象，自然不会认真着力消灭贫困，而是发扬“津贴主义”，利用更多非恆常现金福利，以图令更多人看似“脱贫”。

吴秋北形容这种“动态脱贫”思维很落后：“既然贫穷是动态的，只要通过某种措施就会有人脱贫，兜兜转转，你永远找不到穷人。但实情并非如此，在职贫穷人士、长者贫穷和隔代贫穷一直存在，你都需要长期跟踪、跟进的。”

打破资本垄断，丰富产业结构

历来不乏评论指出特区政府缺乏承担的问题，而如果官方能够秉承“共同富裕”信念，打破资本垄断，丰富产业结构，重整分配制度，激活上流阶梯，相信人人都能共享繁荣。首要工作就是释放土地资源，才能为市民提供适切居所，为经济注入发展动力。

“打破土地垄断，打破现在（政府）审批、规划（土地）等行政效率低等问题。”吴秋北认为，当下土地资源大多被控制在一小撮大财阀手上，特区政府可以动用更多土地储备平抑价格，亦可通过《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发展商囤积的大量土地，“不论是《收回土地条例》还是开发土地，我认为必须打破既得利益（群体）的垄断。”

事实上，社会各界也早有声音要求特区政府积极行使应有权力，重新主导土地供应。不过，官方往往以随意动用《收回土地条例》或会损害与市场经济休戚相共“私有产权”为由推搪。洪为民也支持这番论调，认为香港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担心过激收地行为将会引起市场波动，所以主张政府与土地持有人分享利益，藉此建立利益共同体。

然而，怎样收地都是其次，关键在于政府能否从中扮演主导角色，不再让大财团予取予携。当土地垄断问题得以缓解，政府亦积极开发利用，就能为创新产业提供更多土地资源，从而扩阔产业结构，打破财阀造成的跨行业垄断问题，创造更加多元且高收入的就业机会。

“扶贫、扶智、扶志”

至于贫穷问题，吴秋北建议特区政府参考内地扶贫做法，制定“扶贫”目标，再配合完整、有步骤的扶贫方案：首先，进行人口普查，为贫穷户建档立案，跟踪他们的生活状况；其次，鼓励更多人自力更生，为他们提供技能培训、职业培训，令到他们能够自己“产血”，有能力去自我提升；再次，辅以相应的社会福利政策，减轻他们基本生活负担。完成这三大步骤，他们才能力共享社会发展红利。

“‘扶智、扶志’的意思是，让他们（贫穷户）想要改变；另一个是智力的智，即让他们有能力（贫穷户）‘自我产血’、脱贫。”吴秋北补充。

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在改革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时，亦需要合理调节市场，分配资源，才能令基层市民能够得到恰当的教育、医疗、住屋等基本生活保障。

李峻嶸建议政府从调高最低工资着手，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权益，而不是以“在职家庭津贴(职津)计划”，代僱主承担成本，“职津实际上是代雇主出粮，为什么政府不直接提高最低工资？因为这是要求雇主直接找数。现在政府用紧盈余，帮雇主覆盖成本。”

设立更公平社会分配制度

吴秋北亦指出，工联会早前建议政府在原有二级税制下加设第三级，主要是针对过亿利润的大财团，由现时的16.5%加至17.5%，“这对大财团的影响有限，但能够拔一毛而利天下，令政府在社会福利政策和分配方面有更大空间。而这根本不会增加中小企的营商成本。”

可是，社会对政府加税存在不同的争议，有人忧虑措施或会影响香港的投资环境。张国钧认为，新一届政府（2022年7月1日）有责任带领社会不同阶层的市民讨论相关的政策，凝聚社会共识，调整制度和政策，让整个社会更公平公正。

但正如张国钧所形容，过往香港官员有些“畏首畏尾”，不够担当，不过“这种（官场）文化正在改变，也看到政府比较勇敢地推出不同的政策。”

设立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满足市民对美好的生活追求......特区政府要将“共富”由空想变为现实，无疑有很多难关需要攻克。但政府只要摒弃过去为资本服务的心态，回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从政初心，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共富”亦有望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