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宁　温建东

今年10月中美经济数据公布以来，世界更加对自从1990年代消失的通货膨胀忧心忡忡。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10月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2%，是1990年以来实际通货膨胀最快的涨幅。

中国10月份生产物价指数（PPI）同比上涨13.5%，也是1995年以来最大月度涨幅。在现实面前，美联储依然坚持通胀暂时论，但是认为前期预测低估了通胀。中国央行第二季《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认为“通胀压力总体可控”。

这次西方发达经济体物价普遍上涨，人们发现从理论界和政策层面，对百年以来的通胀似乎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基于简单历史数据和经验分析导致通胀的长期、中期和短期因素，然后判断美国这轮物价上涨的前景。

按照期限分类，中期通货膨胀是指超越一年以上的物价持续较快上涨。按照性质分类，温和通货膨胀是指年通胀率低于5%，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指5%至10%，恶性通货膨胀则是10%以上。

经济史研究认为，持续大范围的物价上涨只出现在信用货币（fiat currency）时代。金融危机中涌现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研究1775年到2012年美国225年物价上涨图后，发现1913年美联储政策造成美国物价开始飞涨，而1775年到1913年美国物价上涨较小。缺乏约束的信用货币是物价飞涨的根源。

中期通胀、战争和央行抉择

凯恩斯说：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因此要看中期。中期看，通胀即使在信用货币时代，差异也很大。从1775年到2012年数据看，只有几次战争期间美国通胀都持续几年比较高，如美国独立战争期间、1812年战争、美国国内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7年至1920年CPI分别是17.8%、17.3%、15.2%和15.5%。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1年至1943年，通货膨胀分别是5.1%、10.9%和5.9%。战后1946年至1949年，美国通货膨胀分别是8.5%、14.4%和7.7%。战争期间较多劳动力投入战争，生产供给下降，中央银行为政府融资，都是中期通胀的根源。1921年布鲁塞尔会议呼吁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各国都立法严格禁止中央银行为政府融资。

二战后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通胀也十分严重，且1973年至1982年通胀始终在6%以上，1979年至1981年甚至出现双位数恶性通胀，人们发现通胀的原因居然是中央银行没有为政府大量融资。

此后，著名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Edward Christian Prescott）天才的动态不一致理论，提出了中央银行自身的相机抉择法（discretionary approaches），兼顾经济增长目标，才是通货膨胀的根源。

暂时性通胀与苏东解体

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Paul Adolph Volcker）反通胀，而各国随后确立了通胀目标制度。此后，90年代中央银行独立性不仅大幅度提高，而且一些国家中央银行坚持唯一的货币稳定目标。历史也证明1990年代后各国通胀显著下降，但是资产价格飞涨。

从一战以来美国的通胀历史看，美国暂时性通胀出现仅一次，即1990年5.4%的通货膨胀率。这与苏东快速完美解体，没有出现大的战争混乱有一定关联。

从中国1951年至2020年6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序列，我们也可以看到长期、中期和短期通货膨胀的时代背景。

1951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2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平均通货膨胀只有1.4%，而1978年改革开放到2020年CPI为4.84%（属于温和通货膨胀）。

1985年到1989年，中国连续五年发生了严重和恶性通货膨胀（9.3%、6.5%、7.3%、18.8%和18%）。1992年到1996年，又连续五年出现了严重和恶性通货膨胀（6.4%、14.7%、24.1%、17.1%和8.3%），根本原因都是因为激进的制度变革。1980年代末的“价格闯关”和1992年“南巡讲话”导致经济过热。核心是改革政策没有坚持“稳中求进”的思路，“胆子大了点”“步子急了点”。

中国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也出现了个别年份通货膨胀比较高的情形。1951年通货膨胀11.5%与国民经济快速恢复但是供给跟不上有关；1961年16.1%与大跃进失败有关。

美国通货膨胀前景判断

市场经济时期，2008年通货膨胀5.9%是与全球经济过热、石油涨价和奥运会等因素有关。2011年5.4%的通货膨胀与政府四万亿刺激方案有关。

通过中美长期、中期和暂时通货膨胀比较，我们认为制度因素才是较高通货膨胀持续的基础，如信用货币制度和市场经济。中期看，导致连续几年通货膨胀超过5%甚至10%的原因，包括政府融资和政府追求过多经济目标；转轨国家则是激进式改革。而暂时性通货膨胀出现的概率比较小，都是与供给冲击有关。

这次美国物价上涨出现在疫情冲击供给的背景下，政府平均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改革，其外部冲击加制度变革的“天意巧合”，产生有导致美国通货膨胀向中期发展的倾向。还有，中美贸易战和冠病疫情以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中美脱钩、反全球化和气候变暖等，都是引发通货膨胀持续走高的制度因素。

但是，截至2021年10月，美国CPI同比上涨4.24%，尚未达到温和通货膨胀水平。如果从平均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提出的2020年8月计算，美国15个月平均通货膨胀达到3.26%，都高于2%目标。

这次，美联储执意要等待劳动市场恢复到疫情之前，才达到政策调整的触发点，本身逻辑就不完整。因为美联储等央行都认识到，通货膨胀较低时候与劳动市场就业率关联度很低。按照传统经济理论，就业等不是货币政策所能控制的实际变量。未来物价怎么走，布雷纳德认为，10月、11月和12月数据很重要。

著名的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认为，经济政策结果取决于政策和微观主体的博弈。因此，在这次“百年不遇之大变局”错综复杂的制度变革背景下，可能只有美国政府还有政策空间来降低通货膨胀，如加强世界应对疫情的合作，加强中美经贸关系来修补供应链。否则，美联储确实已经处在触发中期严重通货膨胀的制度背景下了。

作者李永宁是天津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温建东是剑桥大学管理学会会员

经济学博士，教授

中美贸易战和冠病疫情以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中美脱钩、反全球化和气候变暖等，都是引发通货膨胀持续走高的制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