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温英剧《唐顿庄园》。故事讲述上世纪初，居住在唐顿庄园的伯爵一家，其丰厚的家产阴差阳错地由一名远房亲戚继承。这名亲戚是个中产阶层律师，初到庄园时提及自己平日得工作，只有周末休息。老伯爵夫人一听蒙了，反问他什么是“周末”。

在那个年代，工作被视为是社会较低阶层者，为养家糊口而从事的活动。这与现代人将工作与自我价值划等号的态度，相去甚远。

尽管劳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兴起前，多数人的工作时间并不长。《过度劳累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一书中提到，中世纪英国的休假时间，占一年的约三分之一，而英国人已比邻近的法国人或西班牙人更努力工作了。

即便在工资异常高涨的14世纪后期，许多劳动者仍只愿工作以赚取他们惯领的薪水，因此一年只工作约120天、1440个小时。作者写道：“我们的祖先或许并不富有，但他们有充裕的闲暇时间。资本主义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但也夺走了他们的时间。”

理财书籍《要钱还是要命》（Your Money Or Your Life）也描述，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机器的生产力已能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美国工人因此要求缩短工作周，但这引起实业家的恐慌，因为这威胁到经济增长和他们的利润。“提升生活质量”的概念由此而生，鼓励工人在休息时继续消费，并为了消费而继续工作。

美国劳工部本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多达440万名美国人在今年9月辞职，创下历史新高。早在几个月前，就业网站Monster.com就发现，美国高达95%的员工正考虑换工作。有分析认为，这波大辞职潮（Great Resignation）显示人们在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包括他们是否过度将生活重心放在工作上。

虽然一些人认为，大离职潮在冠病疫情前已酝酿多年，但在这个时间点暴发，显然与疫情脱不了关系。一方面，防疫措施让所有人在家的时间增加，迫使人们检视因工作而忽略的家庭关系、兴趣爱好、健康和信仰等。

另一方面，它进一步模糊工作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信息通信技术的发达，导致一些上司忽视职场礼仪，即便是不太紧急的事，也不分时间地交代下属。也有一种说法是，如今的工作大多是脑力活儿，人们下班后，大脑仍在不断思考和解决问题。当人们无法将时间清楚分隔为上班和下班，他们对于工作占据其生活的时间就更有意识，并质疑是否值得。

疫情也让人们检视自身多余的物欲，思考在“消费—工作—再消费”的恶性循环外，是否有其他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他们通过对生活做“减法”、回归质朴后，发觉自己无需也不想再成为激烈竞争中的一员。

也有人说，这不是大离职潮，而是大倦怠潮（Great Burnout）。疫情期间，很多人的身心健康已消耗到了极限，却没有从工作中获得多大回报，不仅就工资而言，也是生活幸福感。如老伯爵夫人一样，人们发出了“什么是周末”的感叹，但这次不再是单纯的疑问，而是对生活被侵占的控诉。

新加坡虽然未出现大离职潮，但本地雇主应将美国的情况引以为戒，正视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重要性，而不是否定甚至贬低员工这方面的要求，将之视为不切实际或缺乏对工作的使命感。

（作者是新闻中心高级记者　yeoch@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