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旭:连胡锡进都喊难

时间:2021-11-10 07:33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京腔新韵

到中国驻点前,我并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专门向新闻工作者致敬的节日——记者节,在每年的11月8日,而且到今年已经有22个年头。

每年这一天,就会有经常和媒体打交道的中国朋友,给我发来节日祝福;也会看到中国同行或曾经的媒体从业者,在社交媒体发表各种感慨,有的关于媒体行业经历的巨变,有的纯粹是抒发做记者的初心、谈个人的新闻理想。

今年的记者节,看到好几名同行在微信朋友圈,向本月初去世的《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致敬。

以敢言见称的《南方周末》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影响了中国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左方去世的消息传开后,有曾在《南方周末》工作过的前媒体人重提左方的新闻理念,回忆当年追求真相的日子,感慨2013年“新年献词事件”后的时势变迁。

也是在记者节当天,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发了一条1600字长微博,发自肺腑地感叹:“做媒体越来越难。”他很坦率写道:“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从业者受到的限制在增多。”

据胡锡进所说,政府职能部门和各地政府,以及有影响力的各种机构,要求媒体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服务式的紧密配合”,“不断提出媒体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特别是在遭遇负面舆情时“希望媒体沉默,帮着事态降温”。

他称,中国媒体现在面对“这样的具体要求总体上呈增多之势”,“对媒体的工作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干预力”。

胡锡进认为,这样的趋势很值得商榷,宣传战线要向国家利益负责,虽然国家利益很多时候通过具体部门和各地的工作来体现,“但它们毕竟不是划等号的”。

胡锡进直言,媒体过多沉溺于服务各地各部门的具体工作,就会冲击媒体自身的新闻属性,损失公信力和战斗力,它的实际结果是国家体系性的功能损失。受到的干预多了,“犯错误”的压力大了,新闻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就会跟着受到挫伤;一些人会受到一些部门和地方不出事的心态感染变得保守起来,稳妥为先。

他还为媒体“鸣冤”说,政府部门或地方上某个不严谨的表态或者某个不当决定捅了篓子,媒体犯的“错”往往是报道了该事件,形成了所谓“炒作”,“这个时候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差错的源头,而不是媒体”。

关于中国媒体人在日常工作中受到的种种限制,平时在与同行的交流中也有所耳闻,这在行业中算不上秘密。只不过与出身于自由派媒体的新闻从业者发声感慨相比,胡锡进公开批评官方干预舆论,还是让人有些意外,毕竟多年来在舆论场上活跃的胡锡进一直被认为立场“偏左”,而它所领导的《环球时报》,也向来被视为体制内媒体中的左派大本营。难怪有中国同行私下感叹:“连老胡都受不了。”

中国的媒体环境和中国媒体所扮演的角色,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媒体在西方被称为“第四权”,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一股独立的力量,发挥监督和制衡的作用,自由的舆论空间则是媒体发挥监督和制衡的前提。虽然西方媒体并非完全不受政治影响,例如在政党轮替的环境下,很多媒体同样有政治倾向。但西方媒体坚持的一个根本理念,是不断对政府提出质疑。

相较之下,媒体在中国被赋予的主要角色是为执政党和政府做宣传,而非监督权力。

除了对内的宣传,这两年中国媒体在对外传播上,也在扮演“讲好中国故事”、投射中国影响力的角色。这种角色和定位也令一些中国媒体在海外被贴上“渗透者”的标签。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陆续有好些中国媒体被认定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国代理人。这当中有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因素,但和中国媒体的特殊定位也不无关系。

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中西方新闻传播理念差异不可避免,中国的媒体不可能和西方一样,中国也需要有自身的媒体形态,但这不等于不需要一个相对开放的媒体环境,来确保真实信息的通畅,确保民众的知情权。媒体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时也必须为人民利益服务,避免官员、行政部门的意志侵蚀人民利益,确保人们有追求真相和事实的权利。如果媒体只能单方面做宣传,而失去应有的独立属性,记者节是不是要改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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