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亚洲是否应该抵制西方

时间:2017-01-26 04:53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新年伊始,就拜读了郑永年教授的大作《亚洲思潮及其大趋势》。应该说,郑永年教授文章本身,就是这种成为“大趋势”的“亚洲思潮”的一部分。虽然我非常怀疑这种“亚洲思潮”的代表性,但至少在中文世界里,这样的思潮确实正在或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并潜含着种种危险性。要而言之,这种鼓吹抵制西方的思潮,不仅是建筑在对西方的误解之上,而且也严重歪曲了亚洲的历史经验。遗憾的是,郑教授对于文中所涉及的历史问题缺乏基本的讨论,以“历史想象”代替“历史事实”。笔者长期从事东亚史教学,虽然所知有限,但觉得有责任对郑教授的若干观点提出质疑。

郑教授称:“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亚洲已经有很多的失败例子,反而那些有意识抵制和避免西方模式的国家,更有可能取得继续的成功。早先的日本是一个例子,今天的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约10年前,我写过篇文章,题为《传统经过西化才能复兴》,指出东亚现代化中的一个吊诡:那些传统保持并发扬得最好的社会,往往也是最为西化的社会。战后日本的政治格局是在麦克阿瑟的统领下奠定的,连宪法都是美国人匆匆起草的。韩国不仅依靠美军的庇护,而且基督徒比率接近人口的30%,比佛教徒还多,其民主制度当然也是模仿西方。香港是英国前殖民地,西化程度自不待言。台湾战后的崛起,有赖于一批留美博士背景的技术官僚的工作。至今台湾的政治领导人,大概美国博士的比率是世界最高的。新加坡是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度,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靠的是李光耀一代政治精英奠定。李光耀的教育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英式教育……恰恰是这些社会,传统文化的情怀特别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更为精心。当然,在政治经济的发展上也更为成功。

日本的例子也许最为典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的“非西方”国家,日本至今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不清楚郑永年教授“早先的日本”所指为何。一般学界公认,日本现代化最为成功的时期,一个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一个就是战后。

用“全盘西化”来概括明治时代的日本当然言过其实,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明治日本恐怕是最接近于“全盘西化”的。“脱亚入欧”绝非说说而已。明治政府尚立足未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核心政治家就组成“岩仓使节团”周游欧美,花了将近一年零十个月。

日本使节对美国国会昂然发表演讲:“现在你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但我们保证:我们将是很好的学生。”果然,日本人回去后,对西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模仿。他们发现西方列强无一没有议会和宪法,于是自己要复制。伊藤博文急急忙忙雇了德国法学教授,试图通过几周恶补而获得西方的“真经”。具体如邮政制度,军制等等,也是从亦步亦趋开始。奠定了现代日本教育制度的森有礼,是个著名的西化派:英国教育、基督徒。他出任驻华公使见李鸿章时,李对其西装革履老大不高兴,教训说:“这是你们祖宗穿的衣服吗?”森有礼指着李鸿章的马褂质问:“难道你穿的就是你们祖宗的衣服?我们至少有自己的选择!”

日本的这种虔诚的学习精神,使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大为折服,日本也成了中国人留学的最大目的地。然而,日俄战争后,日本民族主义爆棚,特别是一战后,充满了对西方的恐惧和仇恨,渐渐发展出一套日本优越论,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抵制西方”的时代,恰恰酿成了日本现代史上最大的灾难。至于战后的历史,则不必多言。日本人自己也承认,美军占领下所奠定的制度格局,是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基础。甚至到2000年,日本政府还企图把英语变为第二官方语言。

我不知道郑永年教授所谓“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亚洲已经有很多的失败例子”之说所指为何?亚洲究竟有几个国家真正安安心心地学习并模仿了一段西方?菲律宾能勉强算吗?最大的例证大概是印度。中国一位著名自由派知识领袖曾说“印度的民主还不如没有”。这些人仿佛从没想过:印度如果真没有民主,究竟会成为什么样子?

对“西方”的认知盲点

其实,学什么都有成有败。就像大陆的出国潮所引发的“英语热”一样,大部分人都没学好。但你不能拿出几个失败的例子来证明学英语本身不对。不管在什么领域,处于初学阶段,自己水平很低,很难知道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那时大谈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几如痴人说梦。初学者有点“全盘”性的盲目,在所难免。虚心学习,总比自己还不懂时就觉得已经比先生高明要好得多。

举个例子。郑教授说“有意识抵制和避免西方模式”,他所谓的“西方模式”是什么?他自己对西方所知多少?

遗憾的是,至少从行文上,他似乎觉得道听途说中的美国模式就能代表西方。比如,他称“西方国家没有类似中国那样的国有企业”,从严格意义上说,一切“中国式”的东西,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茶叶,西方确实都不可能有。但我希望提醒读者:现在“西方媒体”正热烈讨论挪威的石油天然气巨头Statoil。这其实就是挪威政府持股67%的“国有企业”、挪威经济的重要基石。郑教授引述的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也讨论了欧洲的国有企业,以及这种“国有”相对于美式私有的合理性。说西方“在调节经济过程中,只有金融、财政两个杠杆,不足以平衡市场的负面冲击”,恐怕更多地反映了他自己对西方了解的有限。

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奇迹,一大因素,就是主动进入西方所主宰的世界秩序。更大的一个因素,则是市场经济的改革。这种改革,无疑受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古典(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在我看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乏善可陈,不仅没有刺激增长,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但中国是新古典的最大亮点。这里的历史机缘,在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急需新古典这种鼓吹市场万能、消解政府权威的意识形态,来解构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新古典在中国的功劳主要在“破”,而不是“立”。如今中国进入更成熟的发展阶段,新古典渐渐丧失了当年的魔力。但这不意味着应该抵制西方模式。因为新古典并不能代表西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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