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港澳突搜

将于明年3月选出香港新一任特首的选举委员会，在上周四结束换届选举提名期。由于今年选举规则大改以及民主派抵制，本届选委会的1500个议席仅有两成半需要选举，其余均由报名的候选人协调自动当选，提前确保了选委会主导权落入建制派阵营手中。对北京当局来说，该场选举的过程虽然平淡，其结果却是乐见其成的。

众所周知，以往香港的特首选举虽然是“小圈子”选举，但经过各方势力多年来的角逐，已经形成了数大利益集团。其中，香港主要地产商通过直接或间接左右工商、金融和部分专业领域的选委，成为了特首选举的主要“造王者”之一。以往北京要推荐特首人选，往往要优先考虑这些“造王者”的表态。

在2016年12月的选委会选举前夕，时任特首梁振英原本有意参选角逐连任，但不久后却突然以家庭原因为由宣布不寻求连任。当时外界就盛传，真正的原因是他未能得到香港地产商的支持。

另一边厢，选委会长期以来都是由建制派占据大多数席位，但民主派阵营在过去20多年不断努力，近年也逐渐扩大了在选委会的版图，在上一届选委会中更取到近400席，几乎有力左右特首选举大局，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

因此，画面拉阔一点来看，中国政府早前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尤其是选举会选举，最大的意义就是一下子逆转了香港整个政治形势，令北京重新夺回了各大选举的主导权，确保香港管治权牢牢掌握在当局的手中。

譬如，民主派阵营几乎在新的选举制度绝迹，被排除在特区治理架构之外。在逾千名参选选委会的人士之中，只有在五年前脱离民主党并成立走“第三路线”的“新思维”主席狄志远和独立民主派、现任西贡区议会主席周贤明。

另外，新选举制度也摊薄了香港本地商界的影响力。据统计，在今年选委会参选人士之中，只有不多于100人是来自香港六大地产商。当中，今年93岁的李嘉诚今年更首次不参加选委会选举，备受外界关注。

相反，灭罪委员会、防火委员会等新的组织出现，加上来自中资企业的参选人增多，在客观上皆有效“沟淡”了香港商界在选委会的影响力，减低商界“造王者”的角色，让下一任特首可以避免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施政时不再绑手绑脚。

简而言之，在新的选举制度下，不再有任何政治阵营在未来的1500人选委会占优，只有中央政府才有绝对优势。最终谁能当选特首，只能由北京说了算。日后选委或只能投票给中央首肯的特首候选人，难以再用选票向候选人“讨价还价”。

不过，北京把香港管治权掌握在手中，将反对势力摒弃在体制之外的做法，也在香港社会衍生出香港政制是否开“民主倒车”的大辩论。在支持民主派的许多港人的眼中，香港人的参选及议政空间已被大幅收窄，他们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被无从知晓的力量掌控着，只能感受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却无力去参与或者改变这些公共事务。

事实上，北京一直强调新的选委会选举的一大亮点是：其成员复盖面更广，更能兼顾各阶层利益。但从上周报名人士的背景来看，此番说法能否站得住脚，也颇令人怀疑。

比方说，改制后的选委会选举，在五大界别中新增了基层社团、同乡社团等代表的分组。这种安排的初衷，是要让更多基层代表进入选委会，表达基层的声音。若仔细分析，不难看出这次参战基层社团的，不乏本地商界人士的踪影。若说改制等于冲淡了商界影响力，似乎有点小看了商界的野心。

又如新选举制度增加了全国青联成员，锐意为香港政坛注入更多新力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大富豪的第二代也通过不同界别踊跃参选，并顺利成为选委。如果说基层青年的声音在改制后被带入了选委会，恐怕也是一大疑问。

无疑，近年一些欧美国家的政府施政无方，导致西式民主在中国不再具有道德光环，令北京部分人士以为香港的政制发展没有必要仰视西方，进而对香港选举制度动大手术，旨在建立一套“有香港特色的新民主选举制度”。但话说回来，西方不亮不等于东方亮，如何建立一套有别于西方、符合香港利益的香港特色选举制度，仍需要谨慎摸索。